“五四”运动的导火线，是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最高会议作出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理决定，将德国在山东所享受的一切权利完全转让给日本。5月初，北洋政府决定在巴黎和会上签字。这一消息是由林长民(一说是汪大燮)于5月2日传给蔡元培，接着蔡先生又把这一消息传给许德珩、傅斯年等人。山东主权被出卖的消息被传开后，北大校园几近沸腾，“新潮社”、“国民社”(这两个北大学生社团及期刊《新潮》、《国民》杂志均由蔡元培拨款资助)的同仁傅斯年、许德珩、罗家伦等挺身而出，于5月3日晚在北大第三院法科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，并邀请高师、工专、法专、农专等校学生代表参加。5月4日上午，北京13所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各校游行队伍于下午1时在天安门集会，声讨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出卖山东主权。当天，各校队伍从各方涌向天安门，学生们手持写有“取消二十一条”、“还我青岛”、“保我主权”等各种标语旗帜，高呼“外争国权、内惩国贼”、“拒绝和约签字”、“誓死力争，还我山东”等口号。下午3时许，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合，宣读了《北京学生界宣言》。集会后，数千名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，在东交民巷西口受阻后，旋即转向曹汝霖住宅，群情激愤异常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，火烧曹氏住宅。北洋政府闻讯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，当场逮捕多校学生32人，其中包括许德珩、杨振声、江绍原、潘淑(留美后改名潘菽)等在内的北大学生2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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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各校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时，教育总长致电蔡元培要求其召回学生，蔡校长当即拒绝并表示：“学生爱国运动，我不忍制止。”而后，当蔡校长获悉32名爱国学生被逮捕，坚决表示愿以身家性命来保释学生出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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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4日当晚，北大学生聚集在第三院开会，商讨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。蔡先生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会，参与商讨营救之事。他安慰学生说：“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，我寄以相当的同情。”又说，“你们放心，被捕同学的安全，是我的事，一切由我负责。”
5月5日，北京14所学校校长集中到北大开会，商讨如何营救被捕学生。会上，成立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代表团。当场，蔡校长坚决表示“愿以一人抵罪，以确保学生出释。”会后，校长代表团到教育部、总统府、国务院交涉，均无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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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6日，蔡元培不辞辛劳，又率校长代表团先后到教育部、警察厅奋力交涉。在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代表团的积极解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，北洋政府终于同意释放被捕的32名学生。
5月7日，被捕学生全部获释，在同学的陪同下乘车返回北大，蔡元培亲率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列队迎接。大家见面分外激动，有许多人热泪盈眶，大哭起来。蔡校长对同学备加慰勉。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：“当我们出狱的由同学陪伴走进沙滩广场时，蔡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，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，勉励我们，安慰我们，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”
“五四”运动虽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以及罢免曹、陆、章而暂告一段落，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的反帝风暴并未减弱，而是更加急骤。如1935年12月9日爆发的大规模反日学生运动，即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实际上也是“五四”爱国运动的继续。
1919年，蔡元培校长的各项改革已力行两年有余，培养出一批品学兼优的知识精英，这一年无疑是培育英才的丰收年。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，在招收学生方面增加名额，全面扩大就读学生规模，此措施仅两年就绩效斐然。以毕业生为例，1919年北大文理毕业生共计429人，相当于京师大学堂首届毕业生的4倍之多。就毕业生的质量而言，1919年仅文科毕业生中就出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，如政治学家、社会活动家许德珩;历史学家，曾出任北大代校长、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;文学家、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;文学理论家、“红学”大家俞平伯;社会活动家段锡朋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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